全球治理 | 萬廣華:第四次技術革命與本輪全球化的命運

2020-10-10 來源 : 瀏覽數:


收益分配不公平,同樣可能導致逆全球化。圖為2011年10月5日,參與“佔領華爾街”運動的民眾在美國紐約曼哈頓的福利廣場集會,抗議華爾街的貪婪。新華社記者 申宏 攝


當今世界正面臨來勢兇猛的逆全球化浪潮,突出表現為英國脱歐和中美之間的貿易和非貿易摩擦。這股浪潮不但顯著拉低了世界各國的經濟增長,也給全球治理帶來了嚴峻挑戰。本輪全球化究竟是否會走向終結?這顯然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戰略問題,不同的回答將對國家的外交、經濟、政治、社會發展政策的制定產生截然相反而又不可估量的影響和後果。


(逆)全球化的根本推動力


全球化的必要條件是經濟收益。

貿易、移民和境外直接投資(FDI)必然帶來經濟收益,否則它們不會跨境流動。除了貿易的買賣雙方、移民本身和FDI的擁有者與使用者能夠直接獲得經濟收益,全球化還可能產生溢出效應或間接收益,比如沒有直接從事進出口的消費者可以獲得物廉價美的商品,FDI帶來的就業機會可能使相關家庭的兒女/老人享受更好的教育/醫療服務,等等。


直接經濟收益顯而易見,而間接收益則不一定被人們所感知(比如特朗普就選擇性地忽略了間接收益)。一個個體是否支持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取決於其所獲取和感知到的相關收益是否足夠多,其中包括經濟收益。總體經濟收益的存在是全球化的必要條件,但不是充分條件。


全球化的實現,首先需要技術的推動。

以蒸汽機的發明和運用(如鐵路的出現)為標誌的第一次技術革命把首輪全球化推向了高潮,而以電力、電燈和電話為標誌的第二次技術革命推動了第二輪全球化。萌發於20世紀中期的第三輪全球化,既與技術相關,也得益於戰後佈雷頓森林體系的建立。比如,1940年代後期集裝箱的標準化極大降低了物流成本,再後來,信息與通信技術(ICT)和互聯網的出現與發展加速了生產要素在全球實現最優配置,進而促成了全球價值鏈的形成和擴張。


畢竟,物品人員甚至資金的跨境流動是有成本的,只有流動的收益大於成本,全球化才可能實現。而相關技術的運用與改進不但為這些流動提供了可行性,而且降低了流動成本。舉例來説,如果把物品銷售到國外的成本(包括清關、運輸和關税等)過高,相關貿易就不可能發生。


全球化的實現,其次需要政策。

一般意義上,收益的存在和技術上的可行性就足夠使生產要素和產品服務實現跨境流動,但現實中還有國界和邊防(可以稱之為門),對關着門的國家而言,再多的收益、再強大的技術,也無濟於事。只有諸多國家打開國門,或者把門開得越來越大,才有全球化的發展。近四年來,美國政府不斷在世界上“退羣”,又不斷關閉通向中國的門,這是逆全球化的最重要表現,也充分顯示了政策左右全球化的關鍵作用。


關於逆全球化的誤區

儘管逆全球化浪潮洶湧澎湃,表現在經濟、政治、社會等多方面,但還是有人認為全球化不可阻擋,主要依據便是經濟收益的存在。該觀點在以下幾個方面值得商榷。


首先,經濟收益只是全球化的必要條件,它一直存在,但人類經歷全球化的時間只是歷史長河中的短暫一瞬。如上文所述,全球化得以實現,有技術方面的原因,也有政策方面的原因。既然政策作為充分條件之一,可以推動全球化(比如通過降税、放鬆檢疫標準等),同樣也可以阻遏全球化(比如通過立法限制甚至禁止貿易投資),即導致逆全球化。


其次,從根本上説,個人、羣體、部門或地區的經濟收益不一定與國家利益完全一致,而政策是由國家制定並執行的。比如,在與中國經濟來往中受益的美國商界精英在中美摩擦初期多半支持進一步發展與中國的經濟關係,但特朗普政府並不贊成。


再次,還有經濟收益分配的問題。如果全球化的收益只由部分人獲得,並且損害了其他人的收益,自然就會遭遇逆流;當越來越多的選民,包括部分受益者,逐步意識到收益分配的不公平時,就會反對全球化。理論上講,全球化能夠優化資源配置,促進增長。當下全球化遭遇的問題顯然不是出在效率層面,是出在全球化紅利的分配層面,而且涉及收益在國家內部不同羣體和國家之間的分配。


最後,收益不僅僅是經濟意義上的,現實中還有遠比金錢更為重要的收益,比如安全(國家和區域層面的,包括個人層面的)、理念的認同、意識形態的包容。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背景下,絕對不能只考慮經濟收益,戰略、安全、政治收益同等甚至更為重要。


還有人認為特朗普是逆全球化的原因之一,但逆全球化浪潮在2007至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就出現了。危機前,世界平均關税税率不斷下降,非關税技術壁壘和衞生及植物檢疫措施總量也處於較低水平,全球貿易增長率年均5%以上,同時全球FDI流量波動上升,每次上升的幅度都很大。危機後,關税税率停止了下降趨勢,並出現微弱上升,這可能是因為關税是放在桌面上的,要加徵關税,那時難以逃脱世界貿易組織的懲罰。但非關税技術壁壘和衞生及植物檢疫措施總量大幅上升了。


正是基於上述觀察與分析,筆者從2008年開始思考逆全球化問題,2011年即著文指出中國與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世界的衝突和對立無法避免,進而在2016年提出逆全球化難以阻擋,2018年提出全球化可能走向終結。 


中短期內的逆全球化浪潮 

拋開戰略、政治、安全意義上的收益,即便僅僅考慮經濟收益,也不是隻要有錢賺,全球化就能繼續或發展。


儘管全球化的經濟收益存在,但如果分配不公,不是所謂的帕累託改善(即不損害任何一個人收益,同時提升至少一個人的境遇),而是希克斯改善(即有人收益受損),遲早會遭到反對,英國脱歐和特朗普當選的歷史性事件就是證明。(帕累託改善,以意大利經濟學家Vilfredo Pareto的名字命名;希克斯改善,以英國經濟學家John R. Hicks的名字命名。——編注)


實際上,哪怕沒有人受損,但只要收益分配不公平,同樣可能導致逆全球化。大量研究表明,是相對而非絕對貧富差距影響個體的行為和反應,比如,一個月收入為5000元的個體在上海生活,大概率是不滿意的,但如果生活在中小城市,估計不會因為收入而不開心。


而且,收益分配問題有多個維度。除了不同個體收益不同外,還有羣體之間“分贓不均”的問題。其中,最重要的是發生在資本所有者與勞動所有者之間的階級對立。現有研究表明,資方分得的份額不斷增加,而勞動人民分得的份額在減少。因為二者相加等於1,隨着資方所佔份額的增加,勞動人民分到的收益就越來越少。這是2011年美國“佔領華爾街”運動爆發的根本原因。


那麼全球化有沒有帶來貧富差距的上升呢?經濟學界一個基本共識是,自上世紀七八十年代起,國家之間的不均等下降了,其中主要源自中國的追趕,拉近了與歐美的距離。但全球不均等包括國家之間的不均等和國家內部的不均等,後者不斷惡化,而且對個體來説比前者更為重要,因為貧富差距的負面影響與空間距離成反比。比如,中國的老百姓不太會關注與歐美人士的收入差距,但會切身感受與國人,尤其是同事鄰居朋友的差距,包括這個差距的變化。當然,政府和戰略家會關注國家間的差距,正是中國與美國差距的縮小,引發了美國近年來對中國的一系列遏制行動。


與貧富差距變化同步,商品貿易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分別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開始快速推進。全世界、亞洲、中國和印度的不均等都是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後開始攀升的。自八十年代全球化加速以來,美國的收入分配狀況也開始急速惡化,進入21世紀後美國0.1%富人的財富佔比逼近“20%關口”,最富有的1%的人佔有40%的財富,是平均家庭財富的40倍。在過去的幾十年中只有上層40%的人感受到了社會的進步,底層60%的人的感覺是處於停滯狀態的。


其實,包括“雁陣模型”在內,很多經典理論都指向同一個結果,即全球化會使發展中國家豐富的勞動力主要生產低附加值的勞動密集型商品,而發達國家主要生產高附加值的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產品。於是,在資本充足的國家如美國,勞動力受損,資本受益;而在勞動力資源充足的國家如中國,情況正好相反。如果沒有全球化,資本家只能在境內逐利,有了全球化,資本家就可以在全球範圍內逐利,同時還可能逃税或避税。這些都使擁有資本和科技的精英階層獲利,導致勞動者擁有的財富在財富總額中的佔比下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克魯格曼和約瑟夫·斯蒂格利茨以及哈佛大學的政治經濟學家達龍·阿西莫格魯等學者均發現,全球化帶來了貧富差距的拉大。


最難解決的是全球化收益在不同國家之間的分配問題。該問題即便沒有被完全忽略,也沒有實際操作的可能,因為有不少很難甚至無法解決的理論和實際問題。比如,各國究竟從全球化當中獲得了多少收益?按照什麼原理和框架分配這些收益?相關國家是否接受估算和分配方案?這些收益在國家內部又如何估算、徵收或分配?由誰(聯合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現有還是新設機構)來進行相關的分配、監督與管理?


除了上述的效率與公平之間的矛盾(貧富差距上升)、精英階層(政客、資本家等)和普通大眾之間的矛盾(勞動收入佔比下降)、國家之間與國家內部不均等的矛盾,全球化還面臨中短期與長期收益之間的矛盾。比如,當FDI流入到某個地區時,因為帶來了就業和其他機會,短期內惠及眾人,但短期收益可能被淡忘,隨着外資企業的擴張,FDI公司可能擠佔其他企業的市場和機會,從而造成總就業的減少。正是這四大矛盾,最終促使越來越多政府的政策從親全球化轉為逆全球化。


長期視角下的本輪全球化


上節對逆全球化的充分條件之一(收益分配惡化)進行了討論,這裏討論更為根本、更為長期的第二個充分條件即第四次技術革命的作用。必須説明,這裏的長期,可能是三十到五十年,甚至更長。在這段時間內,收益分配和逆全球化政策相互作用,使全球化在波動中走向衰落,但二者都沒有第四次技術革命的影響深遠。關於第四次技術革命,有以下幾點值得關注:


第一,以機器人、人工智能和物聯網為特徵的第四次技術革命,將無情地拋棄越來越多的勞動力。據目前的估算,機器人可以替代50%的勞動力,但關鍵技術的突破,包括算法和計算能力的提高,很可能推高這個比例。當發達國家大量使用沒有國籍的機器人進行生產、且勞動成本低於其他國家的勞動力時,國際貿易和跨境投資的必要性會大大減少。


第二,第四次技術革命將產生對投資的需求,有助於維持資本的價格。所以,資本不但在投入量上增加,其回報也不會減少,但勞動力投入不但減少,其工資也將受價格不斷下降的機器人的碾壓,不斷導致勞動佔比的萎縮(據分析,到2030年,保守估計,全球15%至30%的工人,或4億至8億人口會因技術革命而發生工作變動),最終衝擊現存的社會和政治制度,屆時少數精英將享受統治國家或世界的權力,而普通老百姓就充分享受物質生活的滿足。


第三,從消費角度看,第四次技術革命下的企業將向個體化需求、精細生產、及時供給等方面推進,這要求縮短供應產業鏈和交貨時間,促使企業遷往接近消費者的地點。由於大量需求發生在發達國家,企業將逐步迴歸。當然,越是發達的國家,人工成本越高,越有動力和資本率先使用機器人。更為重要的是,機器人的使用在發達國家可能更為便宜,維修更為方便。


第四,以往的技術革命,儘管伴隨着資本對勞動的替代,但沒有從根本上動搖“勞動佔比基本不變”的卡爾多定理,工資的上升彌補了勞動力投入相對下降的影響。高低技能勞動力都是生產過程所不可或缺的,全球化只是將對低技能勞動力的需求從發達國家轉移到了欠發達國家,造就了所謂的“雁陣模型”。但這次,技術革命使工資和就業同時減少,欠發達經濟體不再具有廉價勞動力優勢,商品和服務貿易的必要性將大大降低。(卡爾多定理,以英國經濟學家Nicholas Kaldor的名字命名。——編注)


第五,像所有重大技術一樣,機器人的使用在早期較慢,主要是因為其價格過高、質量(可靠性與功能)欠缺,就像八十年代甚至九十年代的筆記本電腦一樣,不但價格高,而且性能低,更糟糕的是常常發生死機等障礙,且容易受病毒侵襲。所以,很多人寧願使用計算機中心,就像企業使用勞動力一樣。但機器人的價格已經下降到與勞動力不相上下的水平,性能包括穩定性也得到了改善。


結語:第四次技術革命將終結本輪全球化 

第四次技術革命已經到來。低估技術革命的速度,就是低估全球化終結的速度和緊迫性。下述數據也許對我們有所啓發:工業機器人銷售速度在2008年前後得到顯著提升,其2017年的銷量,在中國是2001的200倍,在印度是40倍,在歐美也呈上升趨勢;傳感器在2010年需要25萬美元,而2017年只需要8000美元;中國移動電話用户由1990年的1.8萬户迅速增至2019年末的16億户以上,年均增長率在100%以上;中國上網人數由1997年的62萬人迅速增至2020年3月的9億人以上,年均增長率近40%。


本文的結論是,第四次技術革命會終結本輪全球化,在難以猜測的某時點,機器人將取代大多數勞動力為人類提供物質產品和服務,社會精英將不再追求物質財富的創造和分配,而轉為對名譽和權力的追求。


在中期,雁陣模型和追趕理論將失效,國家之間的差距將被拉大,非洲國家可能趕不上這趟技術革命的列車,就像中國沒有趕上頭兩次技術革命的列車一樣。


但在長期,世界大同的夢想可能成為現實,屆時國家社會治理以及全球秩序將會永遠被改變。


作者

萬廣華,復旦大學世界經濟研究所所長、復旦大學一帶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經貿與區域經濟合作研究所所長。


出處

澎湃新聞,2020年10月1日。本文為作者主持的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重點項目“新時期扶貧開發理論與政策研究”(編號NSF 71833003)的階段性成果。


排版 | 瞿晶磊

審核 | 李舒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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